1998年9月2日，打工仔邹斌仔花了50元钱又一次把小说《网绳》的书稿寄往出版社，这已经是第二次了。第一次他寄给了曾经偶尔路过的一家出版社，稿子退回来了。这一次他对原稿作了一些修改，然后寄往人民文学出版社。他还给广东《佛山文艺》寄了短篇小说《青春岁月》，给宁夏《朔方》寄了中篇小说《无言的结局》，给《北京青年报》“北京打工者”栏目投了短文《悠悠油墨香》。这一次多面出手另有原因。经一位搞文学朋友的指点，他向《中国青年报》的“冰点”版投稿，《无处停留》一文8月25日刊出，这使得他精神高涨、信心百倍。
挫折曾使他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打击，但他没有停下手中的笔。他说，写作挣钱改善生活固然好，但目前他不能、也不想以此为生，他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、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。他坦言，有充足的时间来写作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愿望，但是首先要有牛奶和面包，生存下去，才能谈写作。如果养家糊口和写作是一个两难选择的话，他只能选择前者。
他很强调“灵感”。他说：“写作要靠灵感和激情。灵感来的时候，不写就觉得难受；灵感过后，再回忆再写又太难。”而灵感来源于丰富的人生经历。
他1968年生于江西樟树市，为了摆脱经济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孤独，15岁初中未毕业就辍学闯天下。他干过清淤工、装窑工、筑路工，也当过勤杂工、送料工、司炉工，还当过“盲流”。
18岁他参军到了广西柳州，在武警部队当过文书和副班长，还入了党。退伍还乡是在1991年，为了逃婚，他先后漂泊到广东、四川、湖南，最后到了北京。“我自己也说不太明白。虽然觉得自己在北京是个异类，但多少次想走又留下。也许是北京文化味浓吧。”在北京打工仔之间交往不多，他却“因祸得福”，可以挤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作。
沿着人生的轨迹，他边走边写。曾有一位作家说过，主要有两种写作方式，一是解释社会，二是解释自己。邹斌仔的方式显然倾向于后者，他写作的主题一直离不开打工仔。
按照他的说法，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疯狂地迷上了写作”。他从小时候就做起了“作家梦”，1996年10月底开始动笔，写下处女作《冬焚》。作品描写了打工仔找工作的艰难历程。他说，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把所有的苦难通通烧掉，让生活重新开始吧！于是命名为《冬焚》，1997年10月左右，按照他哥哥一个信封上给出的地址，他将文章“瞎寄”到湖南一家杂志社，结果第一次尝到了收到退稿的滋味。
他的《无言的结局》是基于对小孩的关注，对大城市中的童丐现象有感而发的。1993年，他收听北京交通台的“爱心五十分钟”节目时，获悉一个月收入180元的打工仔资助了一个失学的孩子，深受感动，遂通过“希望工程”资助一个河北孩子，那时侯，他的月收入是230元左右。不久前，一个童丐向他走来，他掏了腰包，并问孩子为什么不上学，孩子回答说，只有讨钱帮家里盖楼房，大人才答应让她上学。这促使邹斌仔又拿起了笔，《无言的结局》很快就寄出去了。
至于将来的打算，邹斌仔说，虽然生活艰难曲折，但他并不失望，不怨天尤人，不怕失败，而是面对现实，即使过得不容易也要坚持写作。他准备写一个系列三本书。《老墙》：写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，写他们追求新式爱情的代价。《土路》：写青年在农村的创业、生活、养老以及“多子多福”观念的嬗变。《铁牛》：写打工仔回乡创业的的艰辛苦楚。他说这仅仅是打算，因为他得以一己之肩担起一家三口的生活责任，而工作的奔波又使他没有连贯的时间来写长篇小说。
写作是艰难的，读书也不容易。他说，买书是不现实的，他看的书一般都是借的。为了能够有时间多读一些书，他在一所学校找到了较为轻松的工作。他还可以到学校的图书馆借书。再过一段时间，他将转到一家公司工作。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读到他的文章后表示愿意接纳他。对于这个不屈不挠、雄心勃勃而又困难重重的青年，我们只能道一声：请走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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